韩国向中国索要高句丽石碑：这是我祖宗的，日本人：你能看懂吗？

历史和未来

韩国总喜欢把一些人们熟知的中国元素据为己有，

比如春节、端午节，还有筷子、中医文化，都被韩国人说是他们的起源。

所以韩国这种搞笑的行为，让网友戏称他们是“偷国”，意思是中国的东西他们都要掺和一下。

但这次，韩国人又盯上了我们国家的文物：一块高句丽石碑，还厚颜无耻地说是自己祖宗留下来的。

【《好太王碑》重见天日】

韩国盯上的这块石碑叫《好太王碑》，也叫《高丽好太王碑》或《广开土王境平安好太王碑》，1877 年清朝光绪三年在吉林集安被发现。

这其实是高句丽王朝为了纪念先辈帝王开疆拓土的伟大功业而立的碑刻。

长寿王即位时，高句丽正值全盛，这与他爹好太王关系密切。

长寿王为了让他爹的功业流芳百世，于是花了大功夫修陵寝，还立了这碑。

据考证，《好太王碑》立于公元 5 世纪，它的历史意义很明显：它不仅是高句丽王朝历史的直接证明，碑上刻的内容记载了高句丽王朝从兴起至灭亡的许多方面，尤其描述了第十九代王好太王在位时的政治、军事及社会等各层面的情况。

《好太王碑》四面都有文字，一共 44 行，每行约四十几个字。

碑文内容千字有余，岁月侵蚀加之保护疏忽，有些字已脱落，但整体内容尚可追溯。

这碑是全石凿的，方柱子形状，高得很，六米多，各面宽窄不一样，在一米到两米之间。

这碑文啊，主要是用公元四到五世纪流行的隶书体写的，是目前发现的有关高句丽王朝保存得最完整、最长的碑刻资料。

《好太王碑》出土后，一直风波不断。

很多人慕名而来，有的看碑文，有的拓印，想让上面的文字更出名。

同样，也有很多学者漂洋过海来考察，想购买拓本，或拍照。

还有心怀叵测的间谍悄悄潜入高句丽古城，打探情报，妄图搞破坏，把古城据为己有……

【韩国索要文物与认祖的不合理性】

韩国认祖归宗可能是将高句丽和高丽这两个政权搞混了吧。

《好太王碑》出土于我国东北与朝鲜的交界地带，与今日之朝鲜韩国地缘上有一定距离。

《三国志·沃沮传》有载：“（汉）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被夷貊所侵，遂徙郡于句丽西北。”

这地儿，正是汉族、夷族、貊族、秽族四个族群交流融合的地儿，高夷和貊族，很可能是高句丽族的主要先人。

从这能看出，高句丽是个多源的民族，长期住在现今的东北，而且在汉朝，归中央政府管。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休，东北各族人合力建了高句丽。

高句丽在最厉害的时候，势力范围包括现在辽宁、吉林的一部分地方，还往南扩张到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

不过，不管咋样，高句丽政权的主要成员来自咱东北的扶余人，而且里边有不少汉族人，他们的文化带着浓浓的中原味儿。

从公元 414 年开始，好太王一生的功业都被铭刻在这块石碑上，随着高句丽在公元 668 年退出历史舞台，好太王碑的命运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上面的内容一直被视为高句丽子民的精神动力。

这一历史也证明了好太王碑是中国的文物。

再瞅朝韩那边，公元 4 至 7 世纪的朝鲜半岛挺乱的，冒出了一堆政权对立的情况，史学界管这叫“朝鲜三国时代”，从北往南的政权依次是高句丽、新罗、百济。

需要注意的是，高句丽和百济的统治者并非朝鲜半岛土著，而是跟中国东北关系紧密。

这三个政权老是打仗，朝鲜半岛的统一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公元 918 年，新罗松岳郡人王建被拥立为国王，935 年他完成了统一新罗的使命，接着消灭了后百济，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

高丽王朝一直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政治和文化都模仿中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依附于中原王朝。

简单来说，高丽是朝鲜半岛上的土著建立的国家，

而高句丽是我国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且早于高丽数百年。

长久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高句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政权，跟后来的高丽王国不存在直接联系。

韩国却固执己见，将高句丽视为本国历史，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恶意篡改和亵渎。

高句丽好太王碑上刻的都是汉字隶书，韩国人也看不懂，那他们这么费劲据为己有有什么用呢？

韩国人向我们索要石碑，这要求太无理了！连日本人都看不下去，质疑他们连上面的字都不认识，所以韩国的一系列行为得不到认可和支持，这是很明显的。

【结语】

《好太王碑》主要记载了好太王执政时期的主要功劳，还包含了高句丽时期特有的守墓烟户制度。

这些材料对研究高句丽政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史学、考古资料，意义重大。

除了史学价值，《好太王碑》也是书法佳作，对后世书法创作和 4 至 5 世纪书法研究影响深远。

总而言之，高句丽是中华灿烂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

韩国这次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做法，中国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资料来源：

《好太王碑一千五百九十年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第 3 期

2.《好太王碑》——中国小康网

3. 《中国新出“集安高句丽碑”浅析》——《东北史地》. 2013（03）